《經史百家簡編》：“通國學”的入門書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中，有這樣一本書，在清末至民國間廣為流傳，被青年毛澤東評價為“通國學”的入門書。這就是由晚清重臣曾國藩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簡編》是曾國藩為方便自己簡練揣摩，在《經史百家雜鈔》基礎上選編而成的精簡本。該書內容涉及上古至宋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等方面，體裁可分為論著、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志、敘記、典志和雜記11類，包含48篇文章。為了便于讀者閱讀，由岳麓書社出版的《經史百家簡編》，對書中各篇都做了題解分析，按段做了簡明注釋，并逐篇翻譯成明白曉暢的白話文。

飽含學術志趣與對后輩的關愛

曾國藩一生勤于治學，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參加京師會試，便立意在科舉俗學之外讀書治學。他自稱到京后“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1838年中進士后，曾國藩供職翰林院，積極研治經史、詩古文辭。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誠能日日用功有常”，才“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

曾國藩不僅自己勤于治學，而且非常重視家中子弟讀書學習，經常親自傳道授業解惑，并編選教材。1841年，他在教九弟曾國荃讀書時，為九弟編選了3本內容側重于科舉考試的古文教材，選文分3種，一種是“可以傳世無疑者”，一種是“利于鄉會場者”，一種是“宜于歲科小試者”。

同年12月，他還想選編一部內容傾向于學術性的書，選文也分3種，一冊是“初學必讀之篇”，一冊是“千人共見之技”，一冊是“歷劫不磨之文”。經過長期醞釀，1851年，曾國藩產生了編兩部書的想法，“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曰‘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曾氏讀古文鈔”“曾氏讀詩鈔”就是后來的《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1860年春，《經史百家雜鈔》編選完成于安徽宿松軍營中。

“因思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為了便于自己簡練揣摩，《經史百家雜鈔》編選完后，曾國藩認為所選文章太多，需要編一個簡本，選文50篇，“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他列出目錄，每類選“經”一篇，“史”及“百家文”3篇，“凡十二類，共四十八篇”。之所以是“十二類”，是因為“傳志”分上下兩類，實際上仍是11類。如果按現在的標準來看，前后《赤壁賦》是兩篇，《九歌》有11篇，《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之《輪人》《輿人》《梓人》《匠人》是4篇，實際上選文共62篇。

1860年4月，《經史百家簡編》編完。隨后，曾國藩就抄了一本贈送給曾國荃，希望“同受溫故知新之益”。第二年4月，曾國荃重抄了一本寄給曾國藩，請他“改錯字、明句讀”，并希望他3天完成。因為軍事形勢緊張、公務繁忙，曾國藩拖延了一些時日才完成。至于圈校完后的為書作跋，直到此年8月才完成。曾國藩對所選文章劃分章節、校正錯訛、評點得失，意在“將使一家昆弟子侄，啟發證明，不復要途人而強同也”。因此，這本書也飽含了曾國藩對后輩的拳拳深情。

選文和體例深受《古文辭類纂》影響

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師，在清代影響很大。曾國藩十分推崇姚鼐，將他列入圣哲之列，并說“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是一部著名古文選本，對清代的文學創作、文體觀念等方面產生過巨大影響。

《古文辭類纂》共選有700多篇文章，時間跨度從戰國到清初，各種體裁、類型都包括其中。曾國藩很喜歡讀，但是他認為這本書還存在不足，“國藩服膺有年，竊見其中亦小有疵誤”。

在《經史百家雜鈔·序例》中，曾國藩講述了自己對《古文辭類纂》的不同意見，一是分類，“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二是不選六經之文，曾國藩認為，六經是文章之源，而“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因此，對姚鼐所編作品的不滿意，是促使他編選《經史百家雜鈔》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史百家簡編》在選文上與《古文辭類纂》有較高的一致性。《經史百家簡編》雖只有48篇，卻與《古文辭類纂》有29篇相同，約占全書的60%，其中唐宋八大家之文有20篇。可以說，兩者在選文標準、審美上有一定相似性。需要指出的是，曾國藩不僅嗜好讀韓愈的文章，而且在所作《圣哲畫像記》中將韓愈列入所選圣哲之列。曾國藩認為，韓愈各種文章體裁都擅長，故《經史百家簡編》選韓愈文章涉及7類12篇，占全書四分之一，也就不足為怪。

貫穿“尊經重史、經世致用”的思想

曾國藩深受湖湘學風影響，考中進士后，并不是一味醉心辭章鉆研，而是注重經世致用之學，意在報效國家。姚鼐認為學問有三，即義理、考據、辭章。曾國藩在此基礎上，將經濟從義理之中分離出來，認為學問有四，即義理、考據、辭章、經濟。

那么，什么是經濟？他很早就指出：“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那么，如何研究經濟之學？他給自己列了兩本學習書目，“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后來在《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中，他進一步明確指出：“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這就更加清晰地表明他所說的經濟之學的內容，事關經世濟民、治國平天下。

晚清以降，清朝國力日益衰弱，內憂外患。作為既有中央工作經歷、又有軍旅經歷的大員，曾國藩文人武職，密切關注時局，非常重視軍事，留意戰史。他的憂國憂民之思、經邦濟世之念，深深融入了文章編選之中。

《經史百家簡編》充分體現了曾國藩尊經重史、經世致用的思想。一是以六經為文章之源，除“傳志類”外，每類文章，開頭所選的都是經書之文；二是輯錄了許多史傳文章；三是創設“敘記”“典志”文章分類法，選取有益于治國理政之文。所選“典志類”主要是“記政典”的文章，即關于記載治國的典章或制度的文章，事關為政治國；至于“敘記類”，所選主要是記事的文章，具體來說，記的多是戰事，如《左傳·秦晉韓之戰》《通鑒·赤壁之戰》和韓愈的《平淮西碑》。四是擯棄了許多不切實用的文章，在分類上沒有姚鼐《古文辭類纂》所設的“贈序類”，這種文體應酬色彩明顯，多無病呻吟或違心諂媚之作，因此曾國藩對此類文章不以為然，曾說“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

“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于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青年毛澤東視《經史百家雜鈔》為“通國學”的入門書，認為“統道與文”，優于《古文辭類纂》。顯而易見，青年毛澤東看到了《經史百家雜鈔》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曾國藩精選而成的簡本《經史百家簡編》，亦是值得今人學習研究的國學著作。

（來源：《旗幟》2024年第3期；作者單位：北京日報社）

( 編輯：王馨悅   送簽：王馨悅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