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信修睦”思想的歷史淵源與現代傳承

“講信修睦”出自西漢禮學家戴圣所編的《禮記·禮運》，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意即大道施行的時候，天下為世人所共有，選舉品德高尚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治理國家，人與人之間講究信用，和睦相處。“講信修睦”是對全社會普遍適用的基本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反映了人們對美好生活與和諧社會的期許與向往。中國人自古以信為本、以誠相待、以和為貴，對內對外講求誠信、崇尚和睦。“講信修睦”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特質和智慧結晶，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講信修睦”思想的歷史淵源

“信”“睦”二字歷史悠久。西周金文中即已出現“信”“睦”二字。《說文解字》釋義，“信，誠也”，“睦，目順也”。后來，“信”，本義指所言真實，引申為誠實不欺、信用可靠；“睦”，本義是目光親和友善，引申為人民、家國間和好、親近。“講信修睦”包含了“誠信”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概括了中華民族“以和為貴”的精神信仰。

“信”自上古時代即成為社會公認的為人、處世、治國原則，最早多指祭祀上天和祖先時所言虔誠不欺，如《尚書·湯誓》中記載商湯討伐夏桀時誓言說，“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尚書·康王之誥》中贊揚周文、武二王“信用昭明于天下”。儒家高度重視“信”。據學者統計，《論語》中提及“信”字就有38次之多，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等，皆強調了講求信用是為人之本、處世之方、立國之基。諸子亦推崇“信”的美德。墨子提出“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韓非子認為“小信誠則大信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都強調了“信”在日常生活、家國治理中的重要意義。

中華文明也非常重視“睦”對于社會和諧的意義。《左傳·成公十六年》將國家有效治理之情況表述為“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管子·五輔》將社會倫理要義之一描述為“和協輯睦，以備寇戎”，《禮記·禮運》將天下和諧有序的情境描述為“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中國歷史上“講信修睦”思想的實踐

“講信修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準則，在歷史發展中延續、傳承，成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基因與文化符號。中華民族非常注重以誠信、和合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數千年來始終將“講信修睦”“與人為善”當作一條重要原則，守誠信、尚和合。

自古以來，誠信始終是景行行止的道德品質，是安身立命的道德標尺。戰國時期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千百年來一直為后世傳頌。商鞅想要推行新法令，擔心百姓不相信新法效力，于是守諾重賞將城墻南門的三尺長木搬至北門之人，最終贏得民眾信任，頒布了新法令。著名的“柯邑之盟”也是重誠信的典范。齊桓公與魯國在柯邑（齊國境內）會盟，曹沫手持匕首挾持齊桓公并要求齊國退還所侵占魯國國土。齊桓公不得已應之。齊桓公被釋放后想要棄約，管仲則認為國君的信用是最重要的，因此勸服齊桓公遵守諾言。諸侯聞之，皆信齊而附焉，齊桓公的威信得到了其他諸侯國的認可。漢代季布以信守諾言、講信用而著稱，《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記載，當時楚地有“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的說法。東漢官員郭伋視察途經西河郡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一帶）時，遇到兒童騎竹馬在城外相迎并詢問其歸期、約定再會，而郭伋的實際返回日期提前，便在野外留宿以遵照原定相見時間，信守與孩童們的諾言。唐太宗為整頓吏治，秘密派遣親信試探官員，民部尚書裴矩勸諫道：“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唐太宗知錯即改，并表示即便嚴于執法，也不能不顧誠信。

在對外關系方面，我們自古便崇尚以寬和之心，修誠信之道，行和睦之事。西漢使者張騫從長安向西，完成“鑿空之旅”，開辟絲綢之路。《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其中“疆”通“強”，即指張騫為人堅強有力量，心胸寬大，誠實可信，蠻夷之人都敬愛他。同時，張騫建議漢武帝用“以義屬之”的外交思想推動漢朝與西域諸國的友好交往。“然騫鑿空，其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唐代治理者堅持“以信臣馭邊”，制定律令以立信，和親結盟以示信，推進多民族融合，維護邊疆穩定。唐代政治家杜佑便上疏建議唐憲宗“今戎丑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誡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明朝建國伊始便貫徹睦鄰政策，與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建立睦鄰邦交，開列“不征之國”名單，告誡后世子孫不得恣意征討，并在外交中秉持“固宜不與之較”的立場，不干涉鄰國內政。明朝永樂三年，鄭和率領船隊揚帆遠航，拉開七下西洋的帷幕，致力于和平、親善和友好往來，促進了各國文明的交匯與互動。

>> 四川省松潘縣上寨鄉藏民收藏的紅軍留下的木牌借條。

中國共產黨對“講信修睦”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講信修睦”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價值追求。在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講信修睦”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內取信于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與和睦友善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相互支撐，對外言必信、行必果，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

土地革命時期，為了保證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行軍所需糧食供給，中央蘇區印發借谷證，向群眾借用谷物，承諾一定會如數奉還。蘇區群眾相信中國共產黨，向紅軍借出100余萬石糧食，為紅軍戰略轉移提供了堅實的保證。償還兌現工作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持證群眾陸續得到了超出借谷數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償還或現金兌換，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嚴于律己、取信于民的優良品質。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擺脫貧困，是中國共產黨人莊嚴的承諾和擔當。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扶貧開發。1994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進入21世紀，兩個為期十年的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實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2021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讓民眾“真真切切地分享發展果實”，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不變初心和使命擔當。

>> 2016年12月30日，我國出臺首個個人誠信體系建設文件《 關于加強個 人誠信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誠信建設擺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2002年，黨的十六大強調誠信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重要作用；2003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誠信確立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任務之一，提出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2004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誠信建設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誠信建設，加快推進信用立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持續推進。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提高國家治理程度，培育“講信修睦”的共同體社會，增進民生福祉，促進有效治理與誠信友愛的共同體社會的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深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2022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意見》。

“講信修睦”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真誠堅定的和平信念。1956年，毛澤東指出：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1964年，中國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帶條件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此后中國同多個發展中國家建立起經濟技術合作關系。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毛里塔尼亞友誼港等項目均惠及周邊千萬人口。中國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的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通過“一帶一路”的合作，埃塞俄比亞等非洲國家有了高速公路，中方援建的斯里蘭卡水廠使當地居民喝上了清潔健康的飲用水，中馬友誼大橋幫助馬爾代夫人民實現了擁有跨海大橋的夙愿，中歐班列對于推動全球貿易、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大旗，為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積極參與朝核問題、伊核問題、巴以問題等國際熱點問題的斡旋談判，促成沙特、伊朗和談，在烏克蘭危機中堅持勸和促談，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推動區域發展繁榮，維護地區和平穩定，齊心協力構建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推動金磚國家合作，與東盟10國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樹立了區域合作的成功典范。中國秉持真正的多邊主義，重視與各國友誼團結和發展經濟貿易關系，助力南南合作，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舉辦亞洲博鰲論壇等，積極參與安全反恐等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講信修睦”意味著踐信守諾、知行合一。在應對全球性問題時，中國展現了大國擔當。在全球抗疫合作中，中國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采取一系列扎實行動，落實莊嚴的抗疫承諾。在全球氣候治理中，中國作為能源生產與消費大國，采取了發展清潔能源、大力推行節能減排等舉措，積極推動全面落實《巴黎協定》，確立“雙碳”目標，兌現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和承諾。

（來源：《旗幟》2023年第8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 編輯：王馨悅   送簽：王馨悅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