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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紀律是黨組織和黨員在從事公務活動或者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的活動中,應當遵守的廉潔用權的行為規(guī)則,是實現(xiàn)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
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黨章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guī)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堅持原則,依法辦事,清正廉潔,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把清正廉潔作為必備的政治品格寫在了旗幟上,百年征程中,黨的廉潔紀律內涵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并逐漸規(guī)范化、制度化。
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雜草生長
1941年,抗日根據(jù)地開始遭到殘酷的“掃蕩”,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抗日根據(jù)地進入極端困難時期,邊區(qū)軍民為打破封鎖、克服困難而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同年通過的《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強調,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
然而,此時有名老紅軍“掉了隊”。肖玉璧1933年參加革命,作戰(zhàn)英勇,身上有90多處傷疤。然而,在任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期間,他卻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據(jù)地奇缺的糧、油偷偷倒賣出去牟利。陜甘寧邊區(qū)高等法院判處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要求給毛主席寫信,并要求面見時任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念及其是老紅軍、戰(zhàn)斗英雄,便同意了。
當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轉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當場表示,完全擁護法院判決。1941年底,肖玉璧被執(zhí)行死刑。對此,《解放日報》評論說,“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雜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自建黨之初,我們黨就非常重視廉潔制度建設。為了加強黨的廉潔紀律,防范貪腐風險,提高黨的經費的使用效率,二大黨章中專設了“經費”一章,加強對經費的監(jiān)督和審議;1926年,中共中央出臺了第一個反腐肅貪的法規(guī)性質文件《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沒有發(fā)洋財?shù)挠^念”成為入黨必備的五項條件之一;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對犯罪主體、種類、懲罰辦法等作了詳細的規(guī)定;1938年,陜甘寧邊區(qū)公布《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認定了可以貪污罪論處的10種行為;1943年5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qū)政務人員公約》規(guī)定政務人員應“公正廉潔,奉公守法”;1948年,華北財經辦事處發(fā)出《關于反貪污浪費的指示》,要求“必須動員干部對各種貪污現(xiàn)象進行斗爭”。
1949年3月,我們黨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同志在勝利面前,必須警惕驕傲自滿情緒,必須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根據(jù)毛澤東提議,七屆二中全會作出六條重要規(guī)定。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并列。“六條規(guī)定”,言簡意賅,為凈化黨風、保證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為“進京趕考”定下了規(guī)矩。
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雖然嚴防“糖衣炮彈”進攻的告誡言猶在耳,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領導干部貪污受賄的問題。
1951年,在全國開展的增產節(jié)約運動中,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許多黨員干部存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為此,中共中央決定開展全國范圍的“三反”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劉青山、張子善案。劉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曾任天津專區(qū)專員,兩人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都經歷過生死考驗,但在和平環(huán)境中卻逐漸腐化墮落。經查,劉青山貪污達1.84億元(舊幣),張子善貪污達1.94億元(舊幣)。
對于劉、張二人的處理,當時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有人主張基于二人的功勞,應該給他們重新改過的機會。毛澤東對此觸動很大,認為正因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這起案件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決心,以鐵的紀律維護了黨的形象。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把反腐倡廉作為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盛衰興亡的大事,塑就了清廉的黨風政風,贏得了民心,鞏固了黨的執(zhí)政根基。
為了確保政權的清正廉潔,黨中央著手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規(guī)。1951年12月,中共中央發(fā)布《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jié)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向全黨發(fā)出警告,“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對貪污腐敗者的刑事處罰,作了更加明確的規(guī)定。1957年10月,國務院公布《國務院關于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guī)定》,列舉了必須給予紀律處分的十二種表現(xiàn)。
這一時期頒布的法規(guī)制度還包括《中共中央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問題的若干規(guī)定》《中央節(jié)約檢查委員會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guī)定》《中共中央關于在“三反”運動中黨員犯有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錯誤給予黨內處分的規(guī)定》《關于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等。這些法規(guī)為今后的廉潔紀律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黨中央反復強調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提出“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距廣州290公里、與港澳海上交通方便的小縣城海豐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被稱為“改革開放第一案”的王仲案就發(fā)生在這里。王仲,時任廣東省海豐縣委書記,1980年前后,海豐縣嚴打走私販私,查繳大量私貨。王仲卻借機把大量緝私物資據(jù)為己有,其侵吞的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總額達6.9萬多元,相當于當時一個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資收入。最終,王仲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因經濟犯罪被槍斃的縣委書記。
針對這一時期黨風政風存在的問題,以及部分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黨中央制定公布了一系列制度規(guī)定,從快從嚴剎住歪風邪氣,并逐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并公布施行,成為端正黨風的黨內法規(guī)依據(jù);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關于禁止領導干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1992年10月,十四大黨章首次將“從嚴治黨”寫入總綱;1997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較為全面地規(guī)定了黨員干部貪污公共財物、受賄索賄等行為的黨紀處分情形;1997年3月,中央紀委印發(fā)《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明確了廉潔從政行為6個方面的行為規(guī)范;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fā)《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分則中增加了“違反廉潔自律規(guī)定的行為”“貪污賄賂行為”“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和“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四個章節(jié);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強調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2010年,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把過去許多約定俗成的“不準”正式變成黨內法規(guī)條文。
鏟除不良作風和腐敗現(xiàn)象,根本要靠法規(guī)制度
“黨風廉政建設永遠在路上,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要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永葆生機活力,必須一刻不停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今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強調。
時針撥回至2012年。“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zhàn),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fā)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作出莊嚴宣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沉的使命憂患感、頑強的意志品質,從遵守和維護黨章入手,以上率下,嚴肅黨內生活,把紀律和規(guī)矩挺在前面,用鐵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堅持無禁區(qū)、全覆蓋、零容忍,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
1月29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對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賴小民執(zhí)行了死刑。據(jù)查明,2008年至2018年,賴小民直接或通過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7.88億余元。嚴肅查處這一案件,體現(xiàn)了我們黨堅決懲治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分子的鮮明態(tài)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黨內法規(guī)制度建設方面,按照黨規(guī)黨紀嚴于國家法律的原則,修改完善黨風廉政建設黨規(guī)黨紀和相關法律。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八項規(guī)定;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黨政機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條例》;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guī)定》;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關于嚴禁在歷史建筑、公園等公共資源中設立私人會所的暫行規(guī)定》;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fā)《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fā)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劃分黨內六大紀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2017年12月,中辦、國辦印發(fā)《黨政機關辦公用房管理辦法》和《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管理辦法》,反腐倡廉的制度籬笆扎得更緊。
黨的十九大將紀律建設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在黨章中充實完善了紀律建設相關內容。2018年8月,黨中央根據(jù)新的形勢、任務和要求,修訂印發(fā)《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條例共142條,與原條例相比,廉潔紀律部分新增2條,修改12條,進一步提高了紀律建設的政治性、時代性、針對性。
法規(guī)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長期性,鏟除不良作風和腐敗現(xiàn)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規(guī)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加強反腐倡廉法規(guī)制度建設,把法規(guī)制度建設貫穿到反腐倡廉各個領域、落實到制約和監(jiān)督權力各個方面,發(fā)揮法規(guī)制度的激勵約束作用,推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來源: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
( 編輯:徐雅維 送簽:徐雅維 簽發(fā):張?zhí)矣?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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